采访、撰文 | 三金
编辑 | 野格
现代社会，时间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焦虑来源。35岁职场门槛、大龄考公、博士毕业年龄限制、婚恋与生育、延迟退休……每一个引发热议的话题背后，关于“太晚了”“来不及了”的讨论从未停止。
“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是不是还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
这也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许玲玲反复问自己的问题。她从中国农村小学一路读到英国剑桥大学，越往上走，身边人的家庭背景越优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同学们都显得那么从容不迫。许玲玲曾长期陷在一种隐秘的自卑里：她觉得自己太慢、不够聪明、总是晚别人一步。
这原本只是许玲玲个人的迷思。她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的教育流动问题，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才发现这种“时间贫困”几乎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
许玲玲意识到，问题或许不在能力，而在时间。2025年，她把过去10年的相关研究写成了《时间继承者：时间不平等如何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流动性》一书。
许玲玲。受访者供图
人们常说，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它分配给每个人一天24小时，不偏不倚。正因如此，人生变成了一场赛跑，跑得更快的人似乎更容易得到时间的馈赠。
但在许玲玲看来，时间并不公平，它是一种被分配的资源。有人继承房子，有人继承的却是时间。她把这种机制称为“时间继承”。
你是一个“时间贫困者”还是一个“时间富裕者”，将影响你在这场赛跑里能否慢下来、能否犯错、又能否重新开始。
为什么你的时间总是不够用？
在外界看来，许玲玲的人生是一个标准的“出身底层的女孩，突破枷锁，不断向上攀爬，最终改变命运”的逆袭故事。
她出生于南方的小村庄，从小成绩拔尖，获得奖学金去往香港学习。
毕业后，她在香港做了五年中学英语老师，才给家里还清了债务，后来又靠着奖学金去英国继续博士学业。聪明、努力以及从不放弃自我的信念帮助她一步步迈向更大的世界。
我们本可以这样讲述许玲玲的故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求学之路带给她的是“很差、很自卑、做什么都很慢”的自我评价。
在剑桥读书时，来自天南海北的室友们总是聚在一起聊着各自的经历。每次聊到年龄，许玲玲便不说话了。其中一位室友在剑桥攻读医学博士，在聚会结束后专门找过来，把护照个人页拿给许玲玲看，问她：“我是23岁，你到底多少岁了？”许玲玲只好告诉他，自己30岁了。室友笑得得意：“哇，你这么老。”
平时室友也常常在许玲玲面前炫耀自己认识的英文单词更多，尽管英语是他的母语。室友出身医学世家，毕业于英国最好的公学，家中三代人都就读于剑桥。
现在提起这些，许玲玲形容，室友身上有种“傲慢的精英视角”，以至于他将取得的成就全部归因在自己的能力上。但在当时，这些一度让她感到自卑与困窘。
类似的情绪长期存在于许玲玲的求学过程中。“越往上，见到的同学的家庭背景越优越，老觉得自己很差很慢，只能拼命努力来弥补差距，但又觉得其中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
生活中的许玲玲。受访者供图
彼时，许玲玲已经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流动问题。
最早她关注的是从内地到香港上学的学生，观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对学习、恋爱、就业的思考以及遭遇的身份认同等问题。而后她的研究扩展到从香港到内地求学的大学生、农村背景去往大城市求学的学生以及从中国到英国留学的学生群体。她发现，“时间”成为影响人们判断与选择的重要因素。
Norman是许玲玲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一直以来的志向是成为庭审律师，为此他本科选择了法学，而后又读了国际法方向的研究生，当他上完硕士课程后，才发现自己浪费了三年。因为对庭审律师而言，庭审的经验更加重要。
访谈中，许玲玲问他：“你当时为什么会去读国际法？”他说，“因为所有人都在上，所以我也上。”
“Norman当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预见职业的发展，所以付出了更多的时间。”许玲玲说。
《未知的首尔》剧照
当我们想要讨论社会不平等问题时，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是有效的工具。
布尔迪厄认为，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会在社会结构中相互作用，最后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地位。具体而言，文化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文化知识、教育背景和文化品位；经济资本，则是一个人拥有的可以直接转化为金钱的财富；社会资本，包括一个人拥有的人脉和社会信任。
但当许玲玲使用这些概念时，仍然觉得不足以解释自己与受访者们的经历。
“室友23岁读博，我30岁才开始读博，为什么会有这种速度的差异？Norman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浪费了’三年？”
许玲玲认为，时间也是一种资源，社会的流动不仅是资本的流动，更是时间的流动。
比如她的研究对象中有的来自少数民族，如果想要走向更大的世界，他们需要先学习汉语、英语，相比于从小在普通话或英语语境下成长的学生，他们拥有的时间资源更少。又比如当父母替孩子完成了劳动，孩子便继承了这部分时间。
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通常来说，时间贫困与经济贫困高度相关，但时间贫困具有不可逆转性，失去的钱可以再赚回来，失去的时间却永远无法填补。
优势者总有时间
劣势者总在赶路
从2013年到2023年，许玲玲访问了上百位中国青年。如何判断自己是一个“时间富裕者”或是“时间贫困者”，许玲玲认为关键在于时间继承的“质”与“量”。
你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吗？
继承更多时间的“量”意味着，如果家庭拥有更多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那么孩子不需要通过更多劳动的时间来积累资源。
比如有人生活在大城市，可以接触到更好的医疗、教育资源，也有更多工作机会；有人以英语为母语，作为国际上最通用的语言，他们也可以节省几十年的时间去重新学习。
访谈对象蛟的父母没有上过一天学。蛟在90年代参加高考，分数原本可以上清华北大，但如果他选择去清北，将要花费一整年时间参加军训。为了尽快给家里赚钱，他最后选择了南方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普通学校。如今回望这个选择，蛟常常叹息自己当时的愚蠢。
毕业后，蛟找工作并不顺利，最后在家乡的一家小公司做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倒闭了，蛟只好又花费大量时间找工作，“第一学历对他的时间惩罚一直存在”。
许玲玲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灵珊。她是90后，出生于中产家庭，十八岁去香港上学。和许多同学一样，她大学就开始在金融机构实习，但那时她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有一天，她的室友回来比较晚，灵珊帮她煮了一碗面，她的室友一边吃、一边随口说：“你煮的面怎么这么好吃？你有没有想过去做一个厨师？”
灵珊受到启发，仔细研究了厨师行业后，决定去北美参加一个厨师学校的训练，为时两年。她在厨师学校如鱼得水，学习到很多专业技能，毕业后顺利在当地一家餐厅的后厨工作。
作为厨师，灵珊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得站着，开始有了职业病。更可怕的是，她发现自己要花起码十年时间去做削土豆、拌沙拉这些基础工作，才能自己设计餐单，成为理想中的厨师。
工作两年后，灵珊决定转行，她进入了一所编码训练营，毕业后顺利去往一家金融编码公司工作。
厨师学校和编码训练营都价格不菲，但灵珊的父母有经济能力支持她自由探索喜欢的职业。
充分的容错空间带来了从容的处事心态。尽管灵珊在探索中仍然有彷徨和焦虑，但她不会像蛟一样，认为自己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探索。
灵珊继承了更高质量的时间，这让她面对机会时有一种“配得心态”，而很多劣势的时间继承者往往存在“还债心态”。
他们接受教育或许是需要家里做出牺牲的事情，他们迫切希望节省时间、更快赚钱。在做决策时，他们更容易选择那个短期受益的方案。
“这本质上是一种时间上的孤立无援。这种无助让许多人在原本触手可及的机会面前因为耗不起时间而退缩，最后陷入恶性循环。”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然而，很少有受访者意识到时间的不平等。
像蛟这样劣势的时间继承者，可能反复遗憾于当时的决策，哪怕那已经是他当时能做出的最好选择。而优势的时间继承者，就像许玲玲的那位室友，会认为获得的一切成就都来源于自己的能力。
在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教大家管理时间的课程和博主，但许玲玲提到，“有些时候我们的确可以把时间利用得更好，但如果你本来继承的时间的质和量比较少，深深陷在还债心态里，那么无论如何努力，也总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被“时间贫困”掏空的人
“时间贫困”既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又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最初，时间贫困可能会表现为一种羞愧感和焦虑感，“觉得自己太慢、太落后、时间管理能力差等等，在面对优势时间继承者的游刃有余时，这种情绪会尤为强烈”。
近几年，“低精力老鼠人”成为网络热词，指长期处于能量低迷状态的群体。许玲玲认为，其中一些可能是天生精力不足，但也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休息得不够、日常压力太大或者时间负债严重而造成的状态低迷。
如果这种贫困长期持续，可能造成生理的报警，比如失眠与噩梦。
受访者梦来自河北的农村，是家中长姐，从本科开始，她就不断被父亲要求往家里寄钱。在读博期间，她给同学当“枪手”，写了一篇发布在C刊的论文，拿到5000元报酬，哪怕把其中大部分寄回家，还是远远不够。
许玲玲访问梦时，她已经博士毕业好几年了，但仍然每晚做噩梦。梦里，父亲不停找她要钱，她每次哭着哭着就醒了，醒来脸上还有泪水。她当时还在帮家里还债。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与梦经历类似的还有苏。她高考考到北京一所很好的大学，父亲从她去北京上学后，便开始在村里炫耀女儿“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不断写信让她寄钱回来。
尽管她将大部分奖学金寄回家里，要钱的信件还是不停。她初来乍到大城市，经济和心理负担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大二大三的时候接近崩溃，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状态。
许玲玲解释，在梦和苏身上，都有一种长期的还债心态，极度的紧迫感让她们不敢停下。“她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总觉得要为家里付出，这些心态影响着她们的行动”。
长期以来，女性承担着无价的照料劳动，时间被家庭蚕食。“性别在时间继承中扮演了极其残酷的角色，女性往往继承的是更沉重的时间负债，甚至某些语境下是继承了负时间。”
许玲玲的受访者中，很多作为家中长女，需要服务于家中其他孩子，“她们的学习、甚至是游戏时间都会被剥夺，从而折现为家庭中男性的成功。”
时间贫困的另一种表现是容错空间的匮乏。“陷入时间贫困的人无法享受gap year（间隔年），没有缓冲地带”。灵珊可以探索不同的职业，但对于时间贫困者而言，“一个错误的决定就可能意味着要花费未来的5-7年来弥补”。
时间贫困还会表现为高压之下的碎片化时间，这意味着时间贫困者无法专注于长期的自我投资，只能被生存驱动着做出短期决策。
《未知的首尔》剧照
许玲玲提到，有一位同学毕业后一直在做很不稳定的、低薪的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产销售。但他原本的职业理想是金融投资。
为了挣得更多生存资源，他没有时间去学习、提升自己。他曾经考虑在休息时间里争取半小时来学习，但这让他状态更差了。
受访者库在一所高校工作，他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是在不断接手别人不要的项目，因为那些可以给他即时的金钱回报。“他知道这对于自己长期职业发展不利，但他需要去做这些短期的事情来生存。”
不只是自我成长，没有时间也会影响到与他人的交往质量。
许玲玲对Lawrence的经历印象深刻。他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他的收入不仅要帮助父母，还要供弟弟读书，他常常跟许玲玲抱怨自己时间安排得不好，还要更加努力。但实际上，在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他都用在了工作上。
Lawrence太过忙碌，以至于没有时间交朋友和谈恋爱，社交成了他的负担。“他无法像优势的时间继承者一样通过社交晚宴、跨国旅行和闲聊来建立人际网络，而这种社交缺位会进一步加剧信息差，形成恶性循环”。
英国“幸福教授”凯茜·霍姆斯曾出版过一本畅销书《时间贫困：如何利用时间，决定了我们是谁》。书中提到，如果一个人每天能有2-5小时的可自由支配时间，将是最幸福的状态，她建议人们应该像投资金钱一样投资时间。
但对于时间贫困者而言，他们早已疲于奔命。
找到你的“时间财富加速器”
许玲玲的书出版后，曾有一位受访者专门约她聊一聊。她告诉许玲玲，她很高兴，“时间继承”的框架帮助她更好理解了自己当时所做的决定以及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但困惑的是：“在知道自己是时间继承的优势者和劣势者之后，我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许玲玲认为，如果你发现自己身陷时间贫困，最重要的是寻找到自己的时间财富加速器。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蛟。他的时间继承的量很少，但他的语言学习能力很好，他后来利用自己的英语能力申请到英国的硕士课程，还得到了一定的奖学金。
“在这个层面上，英语变成了他的时间财富加速器，补足了他在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时间继承的劣势。”现在，蛟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做着他喜欢的研究工作。
每个人的时间财富加速器各不相同。“比如有人擅长阿拉伯语，他可以利用海外社媒在跨境电商上有所作为；有人对AI的研究很深入，他也可以用AI做一些事情；现在一线城市有专门针对独居女性的水电工，如果你会这门手艺，又找到了需求，这也可以成为你的时间财富加速器”。
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在社会层面，许玲玲希望时间被再次分配，一些职业的年龄限制被放宽，政策对时间继承劣势者可以有更多帮助。
这是还未改变的现实，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
许玲玲认为，优势的时间继承者应当意识到，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其实有时间继承的特权，“起码不要去嘲笑别人”。而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劣势的时间继承者，“请学着与自己和解，原谅自己曾经做出的、现在看上去不那么有预见性的决定”。
完成《时间继承者》的过程，也是许玲玲与自我和解的过程。在此之前，她常觉得自己是不配休息的。她拼命追赶时间，像是在和钟表上的指针赛跑，跑着跑着，自己也被困在了钟表里，成为时间的囚徒。
在求学过程中，家人为她做了很多牺牲，而她工作后的大部分收入也都给了家人，代价是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工作，无暇考虑自己的未来规划和身体健康。
现在，每当她迫切要完成一件事，她会有意识提醒自己：慢一点，花更多时间想一想。
她在邮箱里专门开了一个新文件夹，取名“要思考的”，将一些工作邮件放在里面，而不是选择马上回复。她给自己安排了休息时间，这段时间不再安排其他工作。
以前，她会因为休息或拒绝别人的请求而愧疚，但现在，她不断提醒自己：休息是我的权利。她训练自己坚定地拒绝那些多余的事情，一开始还会心跳加速，现在已经渐渐平静。这也许是个人能做出的最小单位的努力。
许玲玲希望每个陷于时间贫困的人都能对自己温柔一点。
“你不是失败者，你是时间结构下的生存者。社会不公不仅是空间或者物质上的，更是时间上的。你现在的焦虑往往是因为你正在为上一代或者我们的社会制度，偿还那张看不见的时间欠条。所以请停止自卑，去识别并利用属于你的时间财富加速器，找回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主体性吧。”
《未知的首尔》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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