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成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近日举行的该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一跃成为第一大党；相比之下，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中右翼老牌政党基民盟，得票率暴跌至17.2%。尽管距组阁所需简单多数仍差3席，相比二战以来德国任何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都更接近执掌州政权。
这在欧洲政坛引发“强震”。多国领导人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是令人担忧的信号、结果极为难堪。但无论这些老牌政党的精英是否承认，欧洲都正在加速向“右”。
欧洲的“极右翼”是什么？如何看待它在政治版图中的位置？
加速迈向政坛中心
所谓极右翼，在欧洲政坛通常指政治立场位于政治光谱最右端的人士或组织。他们一般支持本土主义，主张严控移民，反对多元文化和主流政治精英，对欧洲一体化抱有质疑。与维护现行体制的传统右翼相比，极右翼立场更激进。
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些欧洲国家吸取历史教训，主要由中左翼、中右翼等传统建制派主导政坛，极右翼处于权力边缘。比如德国的主流政党就约定“防火墙”，拒绝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组阁。
但现在情况变了。
欧洲The PopuList数据库一项涵盖31个欧洲国家的研究显示，1995年，仅有5%的选民支持极右翼政党，十年前的支持率约10%；现在，这个数字已超23%，极右翼政党加速迈向政坛中心。
比如意大利，2022年大选，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获胜，与中右翼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兄弟党被外界视作极右翼力量；法国2024年国民议会选举中，勒庞带领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赢得超120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间阵营以及左翼阵营三足鼎立。
在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不仅在州议会选举中战绩辉煌，联邦层面也不断壮大。2025年联邦大选中，该党得票率约两成，一跃成为联邦议会第二大党。
英国改革党、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瑞典民主党、西班牙呼声党、葡萄牙“够了”党……这些政党有的已进入本国中央或地方议会，有的参与联合执政。在欧洲议会，极右翼政党也抱团组建跨国党团，有研究指出已占约1/4席位。
熟悉游戏规则的政治力量
国观智库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毛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如今活跃在欧洲选举政治舞台上的极右翼，并不是过去大家想象中的“光头党”“新纳粹”或街头暴力分子，而是熟悉游戏规则的政治力量。
具体而言，这些极右翼有完整组织和纲领，擅长通过选举、社媒、议会辩论等进入公共生活；不公开否定民主制度、不崇尚暴力，竞选和执政纲领不乏务实性，只在适用范围及执行方式上有争议；为吸引公众，他们抓住能源价格上涨、住房紧张、产业外流、治安焦虑、就业不足等真实社会矛盾，但简化归因，认为复杂经济和治理问题是由移民、欧盟、全球化和自由派精英等造成的。
△德国选择党旗帜标识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对本报记者分析，欧洲极右翼正经历几个关键转变：
从批评主流政党转向争取上台：一些极右翼政党推出各类改革主张，加速从反对者变为改革者，抢夺原本支持传统右翼的选民群体，以完成主流化进程。
欧洲社会和主流政党认知发生变化：以前把极右翼视为洪水猛兽、拒绝接触合作甚至打压，近年出于现实政治考量不断松动立场，试图改变自身支持率下降窘况。在一些国家，主流政党与极右翼之间立场差异愈发模糊，政治屏障愈发脆弱。
极右翼与传统右翼相互拉扯：极右翼持续攫取传统右翼选民基本盘，传统右翼为保住自身支持率，不得不在部分政策议题上向极右翼靠拢。但从德国等国现状看，传统右翼试图靠政策调整收复失地的效果并不理想。
焦虑背后十余年的危机
哪些欧洲人在给极右翼投票？
毛竞这样描绘选民画像：产业衰退区的工人、农村发展滞后区的居民，担心地位下滑的中产。工厂关门、工作被取代、公共服务缩水等，是他们最关切的问题。
在他们眼中，主流政党已没有多少代表性：传统左翼大谈气候、身份、价值观，早不是普通劳动者代言人；传统右翼强调秩序，却不敢在移民问题上动刀。极右翼恰恰填补空隙：他们把产业保护、福利优先、文化保守、反建制等情绪打包在一起，自称是“普通大多数”的代表。
换言之，部分选民与其说投的是对极右翼的“信任票”，不如说是给建制派投“惩罚票”。
△德国联邦议院大楼
极右翼支持者不只是中老年，年轻人、知识阶层也开始加入其中。他们之中许多人并没有失业，也不一定住在最贫困社区，但对现有政治体制、对欧洲一体化现状感到失望；还有一些对国家方向、人口变化、自身地位下降怀有深层焦虑，更容易受到媒体叙事和政治动员影响，被反建制观点吸引。
焦虑背后是欧洲十余年来的危机。
崔洪建指出，2009年的欧债危机，打破了欧洲经济平稳、福利完善的美好滤镜，让民众产生强烈经济不安全感；此后，难民危机、地缘政治危机、能源危机、通胀压力接踵而至，民众的不安从经济蔓延到社会、安全、国家发展方向等多个领域。
面对这些结构性难题，不少欧洲国家主流政党要么推诿责任，要么回避深层改革，政策治标不治本，导致矛盾持续积累，民众对现行治理体系信任感越来越弱。
当传统左翼和右翼都让人失望，选民会想：既然A不对，B也不对，为什么不试试C？极右翼遂抓住移民、民生、治安等议题，成为民众宣泄对主流政党、对政府不满的“情绪蓄水池”：德国选择党喊出“一切皆有可能”，承诺让德国人“重拾国家自豪感”；意大利兄弟党强调“意大利人与意大利优先”，西班牙呼声党要“让西班牙再次伟大”……
崔洪建认为，欧洲极右翼崛起和美国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存在明显呼应。两者都对现状不满，都批判精英统治与主流政党运作模式，都以民众代言人、改革代言人自居。
在面临相似危机的西方世界，极右翼崛起已是普遍政治现象。
恐怕很难治愈欧洲
极右翼政党掌权，是否真会如承诺般带来改变？
意大利是可供观察的样本。执政4年来，梅洛尼政府在财政纪律、就业、政治稳定等方面有一定成就。2025年，意大利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降至3.1%；2026年7月失业率降至5.8%，就业人数较上年同期增加约30万；意大利共和国成立以来，该政府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届。
梅洛尼
但同时，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该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缓，低生产率、创新投资不足、就业增长难以转化为长期发展。今年底欧盟复苏援助资金到期，明年意大利经济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有观察人士评价，极右翼擅长捕捉民众不满、抛出社会议题，但缺乏破解复杂结构性难题的完整方案。
比如移民问题。梅洛尼政府收紧非法移民管控，但推出的阿尔巴尼亚离岸移民安置计划多次被意大利法院判定违规，并存在人道主义风险。为缓解用工短缺，梅政府计划3年内引进50万名非欧盟务工人员，引发部分支持者质疑。
崔洪建分析，极右翼政党竞选主张落地存在明显限制。一旦在核心议题上妥协，会流失基本盘；立场过于极端，民意支持度又严重受限。谋求主流化的极右翼政党如果处理不好这对矛盾，最终只会走向消亡。
同时，极右翼政党执政后的政策走向难预期，联合组阁会受多方势力约束，内政外交政策则基于执政需求重新取舍。
毛竞表示，联合政府的内部制衡、欧盟法律与制度限制、司法系统审查监督、财政赤字硬性管控、企业用工需求、地方政府执行能力等，都可能让极右翼政党竞选主张难以完全落地。
但极右翼上台可能给欧盟带来连锁冲击。
毛竞分析，极右翼崛起改变了欧洲政治讨论的边界和议程，移民、治安、福利和国家主权等议题不断推动主流政治整体向右。过去某些被视为“排外”的观点，现在很自然地进入公共讨论，长期而言可能导致社会信任下降，不同群体矛盾外显，引发更多撕裂与冲突。
崔洪建指出，极右翼政党上台未必直接造成欧盟分崩离析，但会显著抬高欧盟内部达成政策共识的成本。当下，欧盟机构有集权倾向，希望收拢更多权力；但在移民、财政、防务等现实议题上，成员国受国内右倾政治压力影响，政策回旋余地受限，相互博弈过程拉长，讨价还价成本增加。这是极右翼快速发展背景下，欧洲一体化出现双轨趋势的真实状态。
极右翼是欧洲诸多矛盾的产物，并非解药。它已改变欧洲，但恐怕很难治愈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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